“中国公民”意识的缺位，来自我们传统文化中沿袭千百年的既定观念。辛亥革命以来，我们经历了从“子民”到“国民”的进步；然后又从“国民”改入“人民”的行列。“人民”与“群众”组成了“人民群众”这一具有鲜明“革命性”的中国特色词组，其含义从未在法律上作出界定。一个多世纪来，中国从“国民”到“人民”，一圈圈转磨，却滋养出更多的顺民、愚民和“文革’暴民。虽然“公民”一词自建国始已进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，却始终没有真正进人人们的社会生活。这一步看似近在咫尺，历经半个世纪仍然步履艰难。

　十七大报告中说“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”，很多人至今置若罔闻。

　马克斯•韦伯说：“在西方之外，从来不存在城市公民。”“公民”这一概念始自古希腊城邦制，公民相对“奴隶”而言，享有言论和行动的自由。西方社会的基本因子是个人而非家族，因此，在一个健全完善的政体中，每一个具有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社会身份的独立“自由民”，都是“国家公民”。公民在履行公共责任和义务的同时，具有表达个人意志、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，并具有自律的法治意识和善意的合作意识。“公民社会”是“前现代’与“现代”社会的鲜明界碑。

　“公民社会”的公民——在政治上，是有权监督公共权力的人；在法律上，享有私有财产、个人尊严、知情权、言论自由等多种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；在经济上，是国有经济的“股东”，共享国家的公共资源；在道德上，具有更自觉的独立人格、自主理性、公共责任和公共精神。因此，公民这一称谓，兼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身份，是民主社会的基础。只有“公民”与“公仆”，才是“民”与“官”的合法关系指代。只有确立公民意识，它的对应物“公仆”一词，才会名符其实。

　公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统治者，他们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，也要求自己的权利和利益，得到国家宪法的维护和保障。

　“公民意识”的成长，是一个国家迈向“公民社会”的前提。

　　进入现代社会，汉语辞典中有许多使用了千百年的语词，正在渐行渐远，自动地退出我们的生活，即将被废弃被删除，或是只能作为字典里的古老符号，供后人参照。草民、黎民、子民、庶民、臣民这些依然常常被人习惯性使用的词汇，已显得何等陈腐老旧。

　例如：“百姓”——迄今为止，仍然有太多的人，沿袭使用这个可疑的称谓。动辄自称“咱们老百姓”如何如何。岂不知，“百姓”即百家之姓，是从属专制帝王、没有独立人格而又互不相干的散漫人群。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，“公民”这一法律身份被宪法确立，我们就不再是老百姓，不再是封建时代的“黎民百姓”，而是享有公民权的独立个体。

　很多年中，军队总是习惯称呼“群众”或“老百姓”来与军人区分。从“我是一个兵，来自老百姓”这句歌词中，可以看到，不对等的称谓关系中，“百姓”仍是作为第二等级存在的。

　我们是中国公民；在全球化时代，我们也是世界公民。世界公民拒绝狭隘的民族主义。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志愿者，具有人类的普世价值观，为“天下”所有的灾难而忧患、而行动。

　这片丰饶美丽却又多灾多难的土地上，只有产生出与宪政相契合的公民文化，我们才能找到通往公民社会之路。只有当公民的主体地位被逐渐确立，“百姓”真正转变为“公民”之后，我们的民主制度才有保障。只有合格的公民，才能建设合格的公民社会。反过来说也一样，只有合格的公民社会，才能造就合格的公民。尽管有人说谈论“公民社会”为时尚早，但呼唤并促进它的早日到来，却应该成为“公民”们自觉的担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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